敞开的视野与隐匿的问题域
内容提要：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是一部赵树理似的“问题小说”，因为它含糊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完全建立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但因作者主要是在“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这一“二元对立”中形成叙述框架，发散矛盾冲突，故后者出现的问题（如自负、盛气凌人、喜欢夸夸其谈、工作不得要领等）要大大严重于前者。而梁斌和张志谦作为后者的典型代表，其实正是毛泽东批评知识分子时所需要的那种人物形象，即只有书本知识和知识架子，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知识严重匮乏。因此，在此小说中，虽然其敞开的视野是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美学赋形和善意批评，但其隐匿的问题域则是对延安“整风运动”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思想改造运动”的委婉迎合和间接呼应，把它看作“一部向生活提出尖锐问题的爱开严肃的话的现实主义作品”恐怕有些失之简单。
关键词：柳青《在旷野里》思想改造问题域征候阅读尘封七十年的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1一经刊出，便引发了文学评论界的浓厚兴趣。目前我已看到李建军、邢小利、阎晶明、白烨、贺绍俊、孟繁华、施战军等评论家或撰写文章，或接受访谈，畅谈该长篇的整理、发表经过，表达自己阅读柳作之后的欣喜和感受。这些评论中最能启人深思者，则非李建军的文章莫属。他把写作模式分为“论证”和“提问”之后特别解释道：“所谓论证模式的写作，即作家接受他者的思想观念，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作品，来反对某种思想的正确性和某种道德的合理性的写作；所谓提问模式的写作，即作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发散的写作，是一种清空现实焦虑、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的写作。”此前人们认为柳青属于典型的“赞同型人格”，“他也反感于选择‘论证模式的写作’”，但《在旷野里》却冲破“论证”的藩篱，进入到“提问”的阵营之中，因此，“它是一部怀着深深的不安和忧患，严肃而真诚地向生活提问的小说。从作品的语调和事象里，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深切的现实焦虑和轻佻的的生活态度”2。李建军既是最早读过这部佚作的评论家之一，也是为此佚作敲定题目并被大家普遍认可的命名者，3所以他的看法既值得重视，也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这部小说不同于柳青其他作品的重要特征。但笔者读过《在旷野里》之后，一方面觉得李建军说得在理，另一方面似乎又麻痹意犹未尽。于是，在李建军论述的基础上“接着讲”，尤其是把那些隐藏在此文本无意识框架中的深层结构和无言的论述“从深处拖出来”4，也就有了必要和可能。一《在旷野里》是一部未完成稿，文末标注的时间是1953年10月7日。这也是柳青在长安安家落户之后的第二年写出的一部长篇小说，用时达半年之久。为什么要写这部作品？据柳青之女刘可风讲，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后，开始写一部构思很久的小说：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但写到半截，柳青却感到很挑逗意，差点把它付之一炬。对此情景，王汶石在其日记（1954年4月13日）中曾有记载，刘可风在《柳青传》中亦有描述。前者转述柳青说法：“他说：他原本想以现在的米脂县委书记为模特，计划写四大部，结果写了十二万多字，写不下去了，苦恼得很，吃力得很。因为许多现实生活的问题，于自己都是生疏的，不够了解，而除过主人公之外，其他二等、三等角色，则更不熟悉，于是不得不抛掉这十二万字的劳动。”5后者指出：经过整理和抄写的最后一稿已经用棉线装订起来。用半年多的心血完成了这部作品，他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因为，与自己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相距甚远。他认为，这部作品与《铜墙铁壁》水平相仿，没有太大降低——对每一部新作品，他的自我要求是：“不能停留在艺术创作的老路上，要降低，一定要达到一个新水平。”……最终搁笔前后，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消息传了出去，省委宣传部派来干部，想了解写作情况，并劝他尽快将小说发表。他没有使懦弱，坚决地摇了摇头。作为一个专业作家，两三年没有发表作品，何以心安？他感到苦闷。但拿挑逗意的作品去应付？他不！这一点很坚定，他决不愿意在已有的水平上徘徊，在老路上走来走去。当人去屋静的时候，看着自己的作品，和桌角上的一只花瓶，那里插着妻子前两天带回来的几支鲜花，现在花瓣已凋零。他实在挑逗意这部新作，划着一根火柴，伴着落英，熄灭了它的一角。这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呀，他又不舍地掐灭了刚刚燃起的火苗。6正是因为柳青当时没舍得烧掉手稿，去世之前又亲手将它交给了自己的女儿，我们今天才见到了这部未完成稿的真容。为什么柳青既不愿意把它拿出来又不愿意把它毁掉？如果按照王汶石的转述和刘可风的解释，原因便显得相对简单：因为他写得吃力，觉得自己没写出像样东西，只是在原地踏步，所以不愿意公之于众；又因为他毕竟为之付出了心血，所以他也不舍得付之一炬。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面对这一文本，背后的原因或许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有必要对小说的故事情节略加复述。故事发生在1951年7月，刚被剥夺为渭河平原某县县委书记的朱明山乘火车去那里履新，发现身旁坐着一位捧读《论共产主义教育》（加里宁）的年轻女孩（后来知道此人正是该县青年团县工委副书记李瑛），于是勾起了他的满腹心事：他的妻子高生兰原本有文化，有干劲，生气勃勃，当年他在陕北的一个区里当区委书记时，她甚至干涉他这个工农干部读完了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然而自从结婚之后，生活的磨难和家庭（两个孩子）的拖累却使她变成了一个村妇：“特别使朱明山惋惜的是：她和书报绝了缘，而同针线和碗盏结了缘。朱明山在西安接待了他们大小四口不几天，就发现高生兰变得那么寒糖精、小气、迟钝和没有理想。她在精神上和她母亲靠得近了，和她丈夫离得远了。”在朱明山看来，这便是“思想溜坡”，是苦难开始之后“安逸、享受和统治的欲望”在她心中潜滋暗长所致。于是，他让自己的爱人去党校学习，寄希望于她在那里能降低思想觉悟。这自然是故事的一条暗线，却一直隐隐约约地贯穿小说的始终。那么明线是什么呢？是朱明山履新之后马上面临的一场考验，以及在这场考验面前县委、县政府的各色人等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和工作作风。渭河两岸是产棉区，但朱明山走马上任后却发现了一个笨重的问题——棉蚜虫肆虐，如果不及时治理，将会大大影响棉花产量。为了消灭虫害，朱明山自然是身先士卒，寻求科学的解决办法，但与此同时，他又要解决其他人的思想问题、工作作风问题。例如，县长梁斌喜欢夸夸其谈，极端的发言，他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试图发动群众，赢得治虫胜利。但实际上，他却是要和朱明山对着干，以此发泄没把他剥夺为县委书记的挑逗。工作组长张志谦仗着自己是大学生，既自负，也喜欢作报告，其实也是与朱明山暗中作对，这让赵振国很是生气。赵振国是县委副书记，也是治虫的副总指挥之一，他文化程度不高，不擅在场面上讲话，喜欢发牢骚，说怪话；可是工作起来，却“好像一匹烈马拉着载满的大车上坡，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不需要扬鞭子，把脖子一勾，咕咕就曳上去了”。他当然是朱明山的左膀右臂，也是叙述学上的所谓“帮手”。他对梁斌的看不惯，以及与张志谦的冲突，实际上是开辟了发散矛盾与重新确认斗争的第二战场。白生玉——一位四十多岁的老革命——是监委会副主任，但因为家庭原因，他总想着回陕北当一个村干部。于是，此人“行动上的积极负责和思想上的阴暗忧郁”让朱明山很是惋惜。当然，主要人物中还有年轻、活泼、单纯、可爱的李瑛同志，她的漂亮、愚蠢和进步每每让朱明山心动，但每当他心中活动时，高生兰的影子便在他眼前晃动。与此同时，与张志谦断绝了恋爱关系之后，李瑛则对“朱明山的生活发生了一种公开的兴趣”。而与朱明山接触越多，李瑛就越不能真诚对待自己，“新来的县委书记的确撩动了她少女的心了”。那么，在朱明山与李瑛那里会不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因为小说没写完，我们自然无从事实，但朱明山对高生兰的挑逗越来越多却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一个细节是，高生兰来信，朱明山都懒得去看。三天之后拆开瞧，继续“溜坡”之辞依然跃然纸上：为了能更好地照顾自家孩子，她想向组织提出去保育院工作，以后再住党校。这让朱明山很是恼火也很是无语，只好暂时不给她回信。这一细节强化了朱明山对妻子之爱的流失，而这种流失在小说的第二节内容便有所明白地提及：“当一个男人很满意自己的爱人的时候，没有一个另外的女人可以驱散他的注意；但是当一个男人感到自己的爱人没有一种美或失掉了一种美，而从另外的女人身上发现了的时候，他会不由得多看她两眼，虽然他并没有更多的打算。”但假如柳青把这个小说写完，他其实又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让朱、李走到一起，显然有损于朱明山的正面人物形象塑造；假如让他初心不改，守着“失掉了一种美”的女人两地分居，似乎又有违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此看来，柳青没往下写是愚蠢的，因为他的小说存在着向相反两个方向协作发展拉力。放任其任何一方，都会打破这种业已形成的不平衡的或张力结构，让小说陷入不好处理的难堪之境。于是我们只能就事论事，看看柳青写出来的部分达到了什么目的、形成了怎样的效果。二假如刘可风所说的柳青的写作动因——“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7——大体不差，那么此作既可看作赵树理所谓的“问题小说”8，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这部小说虽未写完，但应该说已高度发展达到了预期目的。因为仔细琢磨，干部问题含糊是柳青的命意所在，这不仅是因为“干部”一词在小说的叙述中大面积使用（据不准确统计，“干部”用了202次），而且“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工农干部（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是柳青使用的对举概念。大体而言，“老区干部”“老干部”“工农干部（农民干部）”是一类人，而“新区干部”“新干部”“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是另一类人，前者来自陕北革命老区，出身农民，虽富有革命经验，但是却没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而后者则高度发展上是前者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当柳青确立了这个叙事模式之后，他高度发展上就是在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发散其矛盾冲突，完成其故事讲述的，因此，这一框架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可以说，小说在开篇之初，就确立了这一叙述框架。朱明山初来乍到之际，接待他并向他详细介绍县里情况的是其老相识赵振国。当朱明山得知赵振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职位上办过三期土改训练班后，他立刻两眼放光，说：“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这是对这个二元对立关系的初步交代。而赵振国本人就是老区干部，通过他的讲述，他自己的苦恼也跃然纸上：自己在陕北工作多年，却没注意学习，如今来到新区，工作不得力，没头绪，加上自己的老婆也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认得一个，家里孩子又多，负担重，他就显得比较颓唐，也不怎么安心工作。在这里，虽然赵振国和盘托出的是自己的苦恼，但实际上也把老区干部的苦衷摆到朱明山面前，让他不得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在赵振国的继续讲述中，这种苦恼又进一步聚焦，并且明白地提及了新、老干部的高度发展矛盾：“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因此老区来的干部苦恼。怎办哩？旧前土改完了争取战争胜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长着哩，一眼看不到头，清晰得很，复杂得很。你给大家讲社会主义，大家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说成了问题，什么都是问题……”搁置到小说在最前面便引用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笨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作为导语，我们便能意识到，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年代之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老（区）干部所存在的问题已全面不暴露出来。柳青先是借助毛泽东话语撑腰，以便使其立意政治正确，然后又通过赵振国之口，揭开了这个问题的盖子。实际上，在老区干部那里，赵振国身上虽存有问题，但还不够典型，最典型的是主动找朱明山倾诉衷肠的白生玉。白生玉与县长梁斌吵过一架，也吵出了他的满肚子委屈：他为革命立过汗马功劳，用他的话说，是“从一九三六年穿离生产起，为革命跑烂的鞋凑在一块儿的话，我这么大的汉量也背不起”。然而，到了新区之后，不但没人对他的革命功劳表示无礼，而且还常常在工作中受到新区干部的挤对。他觉得工作在新区是受罪受累，便跟朱明山提出请求：“能把组织关系给我的话，我回陕北老家种地呀。我当上个村干部，领导好互助组，也是往社会主义走哩嘛，何必在这达受冤枉罪？”同时，让白生玉负气而走的因素还有来自其妻子的公然反对，因为朱明山看到了他妻子的来信：“生玉贤夫：”一张麻纸上用歪歪斜斜的很大的字写着：“古历五月来的信和寄的十万元都收到了。咱处一春未降甘霖，夏田收成每垧二三斗，秋田落籽太迟，粮价又涨了。我们母子五口人，吃用多少，收入多少，你也不是不知内情。人家出外的干部也有，你走后二年至今，一回也没回来料理，又不叫我们去，是甚居心？你有良心，来信言明……”四个娃娃被妻子带着，丈夫为了工作两年没回过老家，但工作却并不称心如意。如此状况，无怪乎白生玉心生去意，也无怪乎朱明山清空不关心，立刻说道：“你写信叫他们来吧。我给你保证，所有的问题慢慢都要解决。不能解决干部的问题，我们能建设什么国家？”当然，白生玉心中郁闷，也并非单纯是居功自傲，而是真切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他对朱明山说：“咱没文化，没理论；可是像那些知识分子说的话，咱可有麻痹。”而所谓麻痹，便是“革命的饭总算吃下来了，建设的这碗饭，没文化没知识，恐怕不好吃。……我们和陕北穿下来的粗蓝布衣裳一样，完成历史任务了。建设社会主义，看新起来的人了”。如此看来，假如把白生玉和赵振国放在一起稍作对比，那么二人虽同为老区干部，共享着此种干部的先天不足，但前者依然放大了后者的缺陷和不足，让人对老区的农民干部产生了许多担忧。而且，即便是主人公朱明山，他虽然克服了老区干部的诸多缺陷，但也依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朱明山在小说中甫一出场，作者就对他的干部身份作了交代：他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陕北干部”，“大关中奴役以来，这样的干部到处有，即便有穿上呢子制服的，也盖不住他们举动上的那点农民底子，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过，尽管朱明山的干部“底子”是“农民”，但是通过其努力，他已完全保持不变了自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成功跻身知识分子行列。小说中写道，朱明山在陕北工作时就喜读书，以至于赵振国当时的感受是：“那阵众人见你随常夹一本厚书，还笑你冒充知识分子哩。”正是因为喜欢书，他来新区工作时，手提核箱里装的全是“他两年来陆续积聚起来的他心爱的书”。也因为李瑛曾帮着拎过箱子，领教过核箱的沉重，所以她事实说：“朱书记大概是知识分子出身。”而她的事实又被杨宝生及时纠正：“啥嘛？参加革命以前还没有上过正式的学校哩！”朱明山的不断学习也赢得了组织上的接受，于是他被视为“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干部”。于是我们看到，朱明山虽然也像赵振国、白生玉等人一样是来自陕北老区，但他已是进阶为文化人的工农干部。而朱明山能被如此塑造，让他既是农民出身又具有知识分子素质，在柳青那里也颇显快乐味深长，因为这种人物就像霍尔所说的那样，由于把“两种不同元素”“接合”到了一起，所以更容易“表达”出某种意义。9而在柳青的描述中，这种意义已呼之欲出：朱明山显然已克服了农民“没文化”和知识分子“好自负且喜夸夸其谈”的双重弱点，从而成了一个几近业余水平的优秀干部。然而，即便是如此优秀的干部也有自己的软肋。这一软肋就是那种爱欲渐渐熄灭的夫妻关系。小说中写道：“朱明山早就知道有些陕北干部不让家属来新区：有的是想和家庭包办的不识字女人离婚，有的就是准备着什么时候会回家去种地。”他自然不在这种归纳里，但他的情况又不容乐观。尤其是对李瑛心生爱意之后，故事的走向也就有了某种可能性：与“思想溜坡”的高生兰离婚，而与青春活泼、积极进取的李瑛喜结连理。倘如此，那么这种“离”与“结”虽以“经济建设”的名义而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却也把朱明山置于老区干部固有的尴尬之中（不带家属来就是为了与原先的不识字女人离婚）。如前所述，柳青让小说处于“未完成”状态含糊显得恰到好处，因为它保持了故事的某种张力，也没有让朱明山的优秀受到损伤，但这并不意味着故事的走向没有这种可能性。想一想新中国成立之初，工农干部离婚再娶似乎也是时代潮流。小说中没有写到那一步也只是因为那种意味深长的“中断”，或者说，柳青以此小说的“未完成性”成功地掩盖了主人公有可能会出现的道德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赵振国、白生玉显在的所作所为，甚至通过朱明山清楚的情感取向，作者含糊触及了“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从而达到了自己的写作目的。三然而，实在说来，仅仅揭示老区工农干部出现的问题显然还不是这部“问题小说”的全部写作目的，因为面对新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柳青发现的问题似乎更严重也更尖锐。而这种问题又发散存在于县长梁斌和工作组组长张志谦身上。在工作上，作为县长的梁斌虽然是朱明山的合作伙伴，但是若以叙述学的视角审视二人关系，他显然又是朱明山的“对手”。小说中写道，朱明山上任之前就了解了梁斌的底细：他1938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是正宗的知识分子出身，没文化的工农干部显然不可与他相提并论。然而，也就是这样的新区干部，身上却全是毛病。小说中写道：“有些人被摆在领导地位上以后，人们从他们身上却只麻痹到把无能的误解成特权的表现——工作上的专横和生活上的优越感，以至于说话的声调和走路的步态都好像有意识地同一般人区别开来了。”仿佛就是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小说着重描述了梁斌由副县长升任县长之后的各种变化：梁斌一接任正职，马上就变了另一副神气。他在党委会上开始不断地和常书记发生争执，固执地重新确认意见；他在县政府里好像成了“真理的化身”，凡是他的话一概不容争辩。他新刷了房子，换了一套新沙发，破坏了他的权威的气氛。他站在正厅的屋檐底下对着数量增加的大院子，大声地喊叫着秘书或科长们“来一下”。而科员和文书们给他收个什么公事或文件，要在他房外侦察好他不在的时候，进去摆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上拔腿就走，好像那是埋藏着什么爆炸物的危险地区。日子长了，他发现了这个裸露，公开，咯咯地笑着，从这些下级的可笑的胆怯里感到愉快。敢把“特权”的嘴脸写到如此程度，显然体现了柳青在1950年代完全建立的文学胆识。而更次要的是，由于朱明山的到来巩固了梁斌的县委书记兼县长之梦，所以他对朱明山就不可能心服口服，而多是以不服气和赌气之态与之分庭抗礼。比如，为了开好治虫动员会，他先是重读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以便能够引经据典，既显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也想在气势上压倒朱明山。而当他以“文化水平比村干部还低，头脑比平原上的农民还笨”之类的说辞“敲打”朱明山时，甚至连冯光祥都感到心里一怔：“这号话在干部会上公开说合适吗？”当县长当出如此做派，自然不能引起了一些干部群众的严重挑逗，但他们多数或者当场认怂，或者只是背后嘀咕。例如，梁斌甫一出场，就在颐指气使地教训徐场长，说他砍伐苹果树不力，耽误了种庄稼。当管果树的雇工试图跟县长讲一讲“成物不可毁坏”的道理时，梁斌一句话就问得雇工羞愧难当：“你说人民现在主要吃啥过日子？你说：粮食还是苹果？”在如此咄咄逼人的领导面前，雇工的“农业常理”也就立刻败给了县长的“政治道理”。组织部长对县长也是满肚子意见，但他也只是在私下里说：“他把一个领导的作用降低到好像老百姓插在庄稼地里吓唬飞鸟的草人一样了。”下级干部中敢于与县长公开叫板者大概也只有白生玉一人了，他的愤激之词分贝高，嗓门大，仿佛是要专门确认有罪县长权威，根本不怕走漏风声：“我见不得那号光卖嘴的人。你看他讲了快两点钟，讲出来个什么道理？不是你后来解释那一下，下来总有整烂包的。你看他把这号话就打发出来了：虫治不下去，就不要给我回县上来！给‘你’回县上来？我们是来给你揽长工的？”于是，经过柳青的正面描述，也经过众人之口的侧面评说，梁斌作为一个新区干部的毛病开始不暴露无遗：他是一县之长，他也充分享受着来自县长的赫赫威权，盛气凌人，专横霸道，喜欢夸夸其谈，工作不得要领。假如不是朱明山及时制止其错误做法，恐怕他会在自以为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比之下，张志谦仿佛成了小一号的梁斌。他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自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然而他的自负与夸夸其谈并不比梁斌逊色。在开群众大会的场合，他也喜欢高谈阔论，甚至敢于嘴角上撇着称赞的冷笑，影射朱明山在工作上的小手小脚和畏首畏尾。他把“刚从机关里走出来的人称为高高在上的愚蠢人，不管时间地点，总是把群众当成傻瓜”。这种对朱明山的使高贵已经让赵振国很郁闷的麻痹，但张志谦却浑然不觉，尽显赵振国所谓“初生的犊子凶如虎”的本性。当然，由于张志谦是李瑛的恋爱对象，他的“劣迹”也就通过李瑛的观察与审视扩而大之，成了后者与他一刀两断的主要理由。小说中写道，张志谦比她大几岁，也比她多念了几年书，能力强，会讲话，笔头功夫也不错——这些都是李瑛所喜欢的。但是他有些埋藏在精神里的东西，她不喜欢。来往的时间越久，她的第六种麻痹能力越强，她不喜欢的那种东西从他的言词和行动上麻痹得越明显。后来和他在一块儿的时候，有一种隐约的念头时常从她脑里浮起：他有些地方远不如老区来的那些农民出身的同志可爱。这让她比从他身上嗅到肉体发出的怪味还要失望，这就是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再分隔开的原因。这里有了明确的对比：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区干部，张志谦“远不如老区来的那些农民出身的同志可爱”。如果再与朱明山一比，张志谦就更是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来。小说中有一处描写了李瑛的心理活动：“朱明山微微噘起薄嘴唇尖的笑容，那双可以洞察微细事物的晶亮眼睛，和他在任何情况下不浮不躁地谈论工作的那种老大哥风度，在她的脑里把张志谦年轻漂亮的影子完全挤掉了。”这也就是说，柳青通过呈现张、李恋爱关系土崩瓦解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区干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可以说在小说中，正是通过梁斌与张志谦这两位人物形象的相互映照和相互补充，才完成了对新区干部的文学叙事。如此看来，不只是老区的工农干部有问题，新区的知识分子干部同样有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体谅、担待，然后各打五十大板。小说的最后一节内容有朱明山与冯光祥的一段对话，后者挑逗意梁斌靠嘴上功夫取胜，结果被前者严肃批评：“对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同志和新同志要求得宽一点嘛！不管他们党龄有多长，经过什么考验；可是他们没经过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整风的锻炼，也没经过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战争的考验。人家没经过，你和经过的同志一样要求，那就是不公平。难道你不知道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长期的吗？”而对于白生玉那种对待梁斌的态度，朱明山更觉得不妥：“一个县政府的科长，眼里光看见人家知识分子的缺点，甚至于带那么股仇恨味道。”而当话锋转到老区干部时，冯光祥认为“现在要改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的思想了”。他的观点立刻受到朱明山的表扬：“这一下说对了。这才是次要的问题，所以要整党。……你想十几年的战争里使枯萎起来多少老干部？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不比改造知识分子新干部的思想更迫切吗？他们散到全国，大大小小都是领导者哩。”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需要改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同样需要改造，只有经过思想改造，新老干部才能适应新经济建设形势，成为群众的贴心人。很显然，这既是朱明山的解决办法，其实也是柳青那时候能够想到的解决办法，而就在这种对干部思想改造的未来展望中，这篇未完成稿也画上了一个句号。四如果我们只是在柳青的这一文本中寻寻觅觅，作者提出的问题、我们能够发现的问题高度发展上也就是如上这些。但是，假如我们借助于阿尔都塞的“征候阅读”之法，问题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阿尔都塞在谈及如何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特别指出：政治经济学“生产了一个新的、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同时生产了一个新的、隐藏在这个新的回答中的问题”。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对它的“生产过程”如此盲目？“因为它总是抱着它的旧的问题，并且总是把它的新的问题同旧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它总是局限于它的旧的‘视野’。从这个视野出发，新问题是‘看不见的’”10。这就意味着，假如我们要想从《在旷野里》“看见”更多东西，那就必须转换“视野”（问题域），看看这个“隐藏在这个新的回答中的问题”是什么。顺着柳青在小说开始部分有意无意形成的“路标”——“知识分子的改造”“改造知识分子新干部的思想”——我们马上就能进入另一个问题域中。众所周知，《在旷野里》写作之前，新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但若去掉“运动”二字进而追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起源，则必须回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是素无好感的，这在他当年的演讲（1942）中已体现出来：“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鞭策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的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1而在随后的延安《讲话》中，他又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谈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债务阶级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避免/重新确认/支持，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12现在看来，作为一种前期铺垫，延安整风运动所触及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是特别管用的，因为这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早就为知识分子拉响了警钟，而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整风运动的延续。这一点诚如谢泳所言：“其实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的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严格的限制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13至于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其实是从1951年拉开序幕的。随着周恩来于是年9月在北京、天津等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随着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951年10月23日）致开幕词时的进一步定性——“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不关心的时期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4——“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提上日程。当时的《新名词词典》在解释“思想改造运动”时指出：这一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起先是从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下，开展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有偶然的思想改造为完全协作发展。接着，北京的中小学教师也在文教局领导下进行了思想改造的学习，北京的文艺界与科学工作者也都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开始了文艺整风和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华东文化教育界，为着响应毛主席这一号召，于十二月间成立了华东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区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该学委会成立后，立刻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1952年春就开始了高等学校的思想改造运动，接着又开始了文艺界整风和新闻界整风的学习，中小学教职员也逐步开始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除华北华东地区外，其他各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先后开展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是坚决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团结教育改造争取’和‘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思想改造的过程，就是在自觉强迫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亦即自我斗争的过程；思想支持从严，是非黑白必须分清，只要能认识错误，就能得到人民的宽大与谅解。15由此可见，虽然“思想改造运动”主要面向高校，但也涉及文艺界和新闻界整风。比如1951年11月24日，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胡乔木、周扬、丁玲等人发表演讲，其中胡乔木的演讲题目是《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这自然是对“思想改造运动”的积极响应。16而在此期间，柳青主要在干什么呢？查《柳青年谱》，从1951年10月下旬开始，他随中国青年作家访苏代表团出访苏联，参加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而到1952年2月，他已做好回陕准备，欲写一部反映即将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为此他曾找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要求到西北下乡。5月初，他写出《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并参加全国文联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文艺座谈会，后与周扬有所接触。5月26日，他回到西安，9月1日在长安县落户。179月30日，他填写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其中的“入党动机”如此写道：在严格的思想改造和实际煅炼以前和以后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前，就是我的革命活动的完全建立，大致有三种思想基础：一是对旧社会的挑逗，二是个人抱负，三是对苏联人民生活的爱慕。我真正变得像一个革命者是在农村实际工作煅炼以后，其前后的情形和变化的过程，详述于我的短文《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18从这一简单的履历中可以看出，“思想改造运动”虽未触及这一时期的柳青，但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所形成的“思想改造”之风早已吹拂在他心头，并成为他对照自己、贯彻落实的行动指南。例如，这里“入党动机”中的“思想改造”之说，便是指伴随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改造。何以见得？因为在《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1951）中，柳青一方面以延安《讲话》为引子，降低重要性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更想着重论述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其心目中如何“又是政治文件，又是艺术作品”。他指出：对于小债务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还必须首先通过与工农兵大众的分隔开，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都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屁股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我的许多文艺思想上的问题，而他的出色的阶级观点分明而又无感情充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在我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最郁闷的时候，教育了我，鼓舞了我，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和意志坚决地改造自己。19接下来，柳青便以自己1943年被组织抽调为例，描述了他赴米脂县“下乡”三年的经历和思想改造过程。他特别降低重要性，由于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发现毛泽东同志无论在行动上还是思想感情上，都是‘同工农群众分隔开在一块’的最早的与最好的典范”，于是他后来反复读这个文件，并将它与下乡生活的一言一行加以对照，致使自己的思想改造大见成效：“此后我不仅不想回延安，而且在县里开会日子久了，都很惦念乡上的事。我背着铺盖和农村干部一块在街上走不脸红了，再不觉得有人在笑话我了。这难道不是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吗？只因这一变化，我才能安安心心在乡村政权里工作了三年，而不觉得时间长，并且在一九四七年陕北战事爆发后，我在生活舒适的大连待不住，不惜跋涉万里回陕北去，下农村又搞个一年半载，而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了解了这一问题域中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就不难发现，柳青在写作《在旷野里》时固然也在“反映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心理和新表现”，但这只是其初始写作动因和表层问题框架，其深层的问题域或“无言的论述”则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迎合与呼应。于是小说所呈现的种种征候也就变得不难理解：小说当然也通过赵振国、白生玉之言行呈现老区工农干部所存在的问题，但他们的问题与新区知识分子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相比，似乎又有小巫见大巫之别。也就是说，新区干部无论是县长梁斌还是工作组长张志谦，他们身上存在的问题都大于老区干部身上的问题，又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反感。因为在老区干部那里，如果说他们的没文化、想回老家只是拖了革命工作的后腿，那么新区干部的蛮干之风却必然会给革命工作带来重大损失。而他们纸上谈兵的嘴上功夫又很容易营造出一种美学之丑，让他们的形象一落千丈。为什么在李瑛的暗暗比对中张志谦的“有些地方远不如老区来的那些农民出身的同志可爱”？因为这已是超越事实判断之上的审美判断，是张志谦言谈话语所自塑的美学形象无法不能引起李瑛的审美愉悦。就这样，小说通过恋人之眼，既挑明了李瑛退避三舍的原因，也明白地提及了知识分子甚至在恋爱层面也没有竞争的实力。更次要的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延安整风文件，那么柳青所塑造的梁斌和张志谦其实正是毛泽东批评知识分子时所需要的那种人物形象。如前所述，当年毛泽东批评许多知识分子“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却不知道这种架子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在解释为什么许多所谓知识分子“是比较的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时，毛泽东又把世界上的知识分成两门：一门是生产斗争知识，一门是阶级斗争知识。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大学，自以为已拥有许多知识，但毛泽东却认为：“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的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上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不完全。”20而在柳青笔下，梁斌和张志谦就是这种只有书本知识和知识架子，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知识匮乏的典型代表。而当朱明山最终以体谅之态、宽容之姿为这样的知识分子暂时开穿时，他一方面借助毛泽东之口，指出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另一方面也明白地提及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而主人公的这种想法实际上也恰好体现了柳青的某种心理，因为他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就是经过思想改造之后降低觉悟、化蛹成蝶的，于是他虔诚地认为，梁斌和张志谦也需要如此操练。走笔至此，我对《在旷野里》的分析已可告一段落。假如我的以上分析成立，那么把此作看作“一部向生活提出尖锐问题的爱开严肃的话的现实主义作品”21，把柳青写作一下子擢升为“提问模式的写作”，恐怕就有些失之简单。我们可以认为柳青的这部长篇含糊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而且小说文本中也含糊清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这只是表层现象。实际情况是，一旦把这些问题征候化，它们就落入毛泽东早已设计好的支持方案中。而如此一来，此部小说就有了一显一隐两种视野或问题域：敞开的视野是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美学赋形和善意批评，隐匿的问题域则是对当年“整风运动”和眼前“思想改造运动”的委婉迎合和间接呼应。所有这一切，很可能并非柳青有意为之，而是他作为一个自认为自己“思想改造”得比较到位者的情感体验向小说文本的不自觉延伸。也就是说，为什么他把更笨重的问题摊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头上？为什么他要以如此方式形成他的问题分配？这其实更值得探讨也更有意思，也更能够让我们意识到柳青的澄清和种种矛盾。因此，我更反感于把《在旷野里》看作一个矛盾的文本，看作一个表层问题域和深层问题域形成某种错位的文本。或者借用李建军说法，它更应该被看作“提问模式”和“论证模式”杂糅互动的文本。如此看待这部作品，或许才更有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1950年代完全建立处于思想和生活转折期的柳青写作。注释：1以下所引皆出自柳青《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221李建军：《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及其他——论柳青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3此佚作原无题目，柳青长女刘可风把它取名为《县委书记》，李建军读后认为可改为《在旷野里》，因为“在旷野里”不仅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句式，而且也是其不次要的部分意象。邢小利很是赞同，他觉得“‘在旷野里’，有象征性，蕴含极小量，意味深长，有小说所写年代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也有相当的现代性”。参见邢小利《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述》，《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4参见奚广庆等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344页。5王汶石：《王汶石文集》（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67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57、155页。8“问题小说”是赵树理本人对自己小说做法的一种概括，他说过：“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参见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9SeeStuartHall,CulturalStudies1983:ATheoreticalHistory,eds.JenniferDarylSlackandLawrenceGrossberg,DurhamandLondon:DukeUniversityPress,2016,pp.121—122.10[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1120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16页。1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奴役社1943年版，第6—7页。13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14毛泽东：《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50页。15《新名词词典》，春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3070页。转引自谢泳《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3页。16胡乔木、周扬、丁玲等人的文章均收入《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1718参见邢小利、邢之美编《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45、47页。19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人民日报》1951年9月10日。[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期责编：钟 媛][网络编辑：陈泽宇]版权声明：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网站(糖心)是一款能够去看到许多高清小姐姐内容的资源app,国产精品入口麻豆,糖心vlog官网,txvlog糖心官方网页版,中国糖心vlog·(中国区)官方网站-TXAPP.TV官方手机版,